硅谷杀妻，弑母杀子，触目惊心的杀人案背后，坏人究竟是如何产生的？｜二湘空间
《坏种》剧照 图源网络
吴谢宇弑母、张波和叶诚尘害子、陈立人杀妻，坏人究竟是如何产生的？
文/宫殿楼台
二湘空间刊发《弑母的吴谢宇、杀子的张波已执行，杀妻的谷歌陈立人还在候审》之后，不少网友对他们做出如此禽兽不如的恶行感到难以理解，弑母、害子、杀妻，都是对最亲的人下手，他们怎么会这么狠、这么坏？
一位网友写道：我曾经和一位有道行的老和尚探讨过善恶，他说，有些人的善恶，不是基因遗传，不是家长、老师言传身教，就是出生时带来的，也就是与生俱来，没有道理可解释。佛教说是前世冤孽被带到了今世，直到肉身化烟化灰。如果恶没有经过修行化解，化烟化灰的肉身带着一股怨气，游荡在空灵世界，被无常锁住带到十八层地狱，又得经过一个炼狱的轮回，直到邪恶之气消散殆尽，才能托生为正常人。
这位老和尚关于善恶与生俱来的探讨与“天生坏种”的理论不谋而合。通常的理论认为，坏人是先天遗传和后天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，有些坏人可以通过教育、劳动改造而浪子回头。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有的坏人属于“天生坏种”，因不可逆转的生理原因而难以转变。
诸如吴谢宇、张波和叶诚尘、陈立人这类人，大概就属于这种“天生坏种”。无情弑母的吴谢宇在狱中写了一封忏悔信，并没做出“无可饶恕”这类真实的忏悔，也未对母亲的离世表露出悲痛之情，更像是认为自己“不应该走向这样的结局”；最高人民法院判决认为他“主观恶意深，且毫无悔罪诚意”。残害幼儿的张波和叶诚尘被刑事拘留后，也没表现出真心的悔罪之意，反倒相互指责对方是主谋。疯狂捶死妻子的陈立人对警察说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弄死她。”
对于他们这种毫无悔改、不可理喻的表现，除了认为他们骨子里坏透了，是“天生坏种”，我们又能做何解释？
《坏种》是美国2018年上映的一部电影，讲述了一个成长在单亲家庭、外貌漂亮可爱、学习优秀、情感冷漠的八九岁小女孩艾玛，谋杀同学、老师、保姆、父亲的故事，其情节令人惊悚万分、不寒而栗。
韩国电影《素媛》的原型罪犯赵斗淳就是“坏种”的典型。2008年，赵斗淳绑架并性侵一名8岁的小学女生，致其残疾。赵斗淳从未对受害者有过歉意，他的狱友说他服刑期间仍然暴力。2020年12月12日，赵斗淳出狱后，韩国京畿大学犯罪心理学专家团队评估，他再犯的几率为76%。赵斗淳堪称人间魔鬼，但本人却自称无辜，拒不认罪，行为扭曲变态得超出想象。
《素媛》剧照 图源网络
戴尔·卡耐基在《人性的弱点》中，描述了被称为“双枪”的罪犯克罗利的情形。因为枪杀警察而遭到围捕时，克罗利在“致相关人士”的信中写道：“我的外表下藏着一颗疲惫的心。疲惫，但是善良，不会伤害任何人。”他被判处电椅死刑时，仍在为自己开脱：“这就是我自卫的下场。”
著名心理学家、心理咨询师武志红在《虐婴少女，天生坏种？》文章中，对2013年重庆长寿县发生的十余岁小女孩虐待、杀害一岁多婴儿原原一事进行了分析。
十余岁小女孩在一楼进电梯时，与原原和原原奶奶李女士相遇，李女士先出电梯，小女孩抱起原原拦下了他；电梯关闭后，她立即开始残酷地虐待原原；她将原原拉回到她25楼的家，涉嫌将原原扔下楼；她出门，正好碰到25楼找孙子的李女士，对她撒谎；她离开李女士，下楼将原原从原坠落地搬到远处，以掩饰罪行。
武志红写道：“许多研究将反社会人格的原因归为天生坏种，譬如说是大脑创伤，甚至是基因问题。也即，他们有了不可逆转的生理原因。精神分析则倾向认为，反社会人格的创伤发生在婴儿期，甚至是婴儿早期，也因而，它的疗愈变得极其困难。这两种说法，都表达了一种无力——我们对反社会人格做不了什么。那么，社会矫正系统能发挥作用吗？难！”
武志红认为：“品行障碍与反社会人格的核心缺陷，是缺乏共情能力。共情能力，可以简单理解为同情心。”他还认为：具有反社会人格的人之所以做出恶行，是因为其人格极其脆弱，接受不了自省。自省，被他们视为对脆弱自我的致命攻击，会引起自我崩溃。因为这个特点，他们人格结构的自我完善，是不可能自动发生了。由此，我们也可以理解，具有反社会人格的人，是不可能自我反省的，他们缺乏共情能力，难以换位思考。这些人拘囿于“别人有毛病、别人对不住我”的错误“执念”中只认自己的“死理”，而不能查找自身原因、承担自身责任、认识自身错误，也就根本不可能思过悔过、纠错改错，而是一错再错、一意孤行。
季羡林老先生在《坏人论》里写道：“积将近90年的经验，我深知世界上确实是有坏人的”，“有时候，我简直怀疑，天地间是否有一种叫做‘坏人基因’的东西？”
早在十九世纪，意大利犯罪学家、精神病学家龙勃罗梭就着手从遗传方面寻找罪犯的犯罪原因。通过对罪犯尸体进行病理解剖研究,他找到了一些异常特征，进而论证了遗传因素对犯罪的影响,并提出了“天生犯罪人”理论，认为犯罪人是“基因的奴隶”。继龙勃罗梭之后，犯罪谱系学的研究进一步发现：早发犯罪者和惯犯、累犯多具有较高的遗传因素。英国现代心理学家汉斯J•艾森克认为：“由犯罪父母遗传的一些因素增加了子女犯罪的可能性，这种观点尤其适用于习惯性犯罪。在遗传因素面前,不利的环境因素充当着产生反社会行为的催化剂。”
不管“天生坏种”、“犯罪基因”这类观点是否站得住脚，都不可能成为为坏人开脱的理由。毕竟，社会一直行进在激浊扬清、惩恶扬善的轨道之上，而基因本身也按照优胜劣汰的规律在不断进化。《自私的基因》作者理查德﹒道金斯认为基因本质上是自私的，但他也认为：“我们的基因可以驱使我们的行为自私，但我们也不必终生屈从”，“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我们，我们人类，能够反抗自私的复制基因的暴政”。
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科学家、终身教授詹姆斯﹒法隆，就是反抗自私的复制基因暴政的典型例子。
詹姆斯﹒法隆 图源网络
詹姆斯专注于研究大脑神经，在对诸如暴力凶杀犯等心理变态者的大脑结构进行研究中，他发现心理变态者的大脑边缘皮质都存在相同的变异。2005年的某一天，他发现自己的脑图和他长期研究的凶杀犯的脑图竟然非常相似。深感震惊和懵逼的他向母亲倾诉苦恼，母亲给了他一本描述他父辈家族历史的书，原来他父辈家族的历史上出现过很多臭名昭著的变态杀手。
结合自身及家族历史，詹姆斯开始研究变态杀人犯与家族基因的关系，提出了著名的三角凳构想，即从基因病变、大脑损伤、环境因素（如早期的生理、心理虐待）三个方面来考量心理变态的形成，三方面因素合在一起才能引发心理变态。他分析认为，尽管自身有很多特质符合心理测量上的病态标准，但他能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之所以没有发展成一个心理变态或者杀人狂，得益于完善的家庭呵护和优良的后天教养。
詹姆斯的事例，足以让我们摆脱悲观。既然家庭呵护、文明教养等后天环境可以塑造人格，让先天的基因缺陷通过后天环境得到弥补，那么所谓的“天生坏种”或许也可以脱胎换骨，而不至于一坏到底。